一拍即合的我们

安哲史诗电影的症结就在于，有一种深刻的不同步，存在于他镜头下的人物，与他们所处的历史之间；而这种沟壑不仅无法跨越，甚至都无法被诉说。当演员在戏台上的表演被打回历史中时，角色将痛苦地认识到自己的不真实。他笔下的大多数人物都生活在超出他们思维范围的事物中：时间沧海桑田，人物在洪流中如此渺小；他们参与了一个不属于他们的故事。他们是自己生活的入侵者，而摄影师只能选择在自己的影像面前麻木。导演对个人记忆的深刻描述，更多源于一种非自愿记忆（普鲁斯特和柏格森的产物）而不是任何一种弗洛伊德式联想。他的故事、人物所描绘的现实，是他们自己也无法理解的。由于他的电影描述的是“创伤场景”，就像保罗·利科所定义的那样：没有创伤主观性。所有故事，都在模拟历史犯罪现场，在一定程度上，电影代表了历史犯罪本身。